散光：重庆国际当代摄影邀请展

Dispersed Ligh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Exhibition

展览时间：2011年1月28日-2月12日

Exhibition duration: 28th January – 12th February, 2011

 

世界寓言——关于“散光：2011重庆国际当代摄影邀请展”

文/王春辰（展览策展人）

摄影以往被看作是世界的客观而真实的记录，而今被看作是独立的创作，不同于以真实性为目标的传统摄影。正因为如此，今天以摄影为媒介的作品超越了传统的观点，它越来越具有属于自身方法的一种视觉表达。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摄影成了独立观察世界的一种寓言，而不是等于世界，是对世界意义的一种想象和追问。

当摄影媒介凭借光源来捕捉世界存在的图像信息时，我们说世界之存在源自光的存在，它既有技术进步的成分在里面，更主要的是有人类信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光与摄影结成一种辩证与互为的关系，有人将摄影视为光的艺术，无非说光在摄影中的作用和效用。但在今天看来，光并不是单纯的技术窍门，对光源、光线、光度、光感等把控不等于摄影艺术的全部，也并非艺术家追求的目标。我们以“光”为题，事实上，是意在凸显“光”的观念价值以及它在艺术中的立场角度。当我们叙述散光时，不啻是一种开放与宏大的场景，更是一种思维状态的放射，它容接世界之大，也涵盖世界之多样。“散光”体现了非中心聚焦，突破所谓中心的唯一性和强制性，而着眼于我们观察世界、表现世界、反映艺术主张之差异性与丰富性的一种姿态。

这个世界是一个日益非中心化、日益民主化、日益民生化的世界，国界、族界、意识之界都开始发生变化。如欧盟是一种人类的国家理想组合，其国界的意义趋于减弱，同样在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人群迁移、融合也促使了族群混合，虽然尚没有达到那种万国一民的大同世界，但今天的世界景象越来越趋同化、同质化是不争的事实。在此境况下，以“散光”来昭示我们的世界观维度，即是象征了物质世界趋同化的同时，人类表达欲望与表达能力的异质性和差异性。这可以从我们邀请的中外艺术家作品上看出他们的不同和差别。这正是我们希望通过艺术所要表达的，而非追逐同一的形式。

中国艺术家显示了他们在中国时代巨变环境下的现实提问(傅文俊、翁奋、杨勇)、心理感应(米玉明)、视觉想象(蔡卫东)；而外国的艺术家则专事于事物构成的原理(托马斯·罗斯)、现实印迹叠合的心理冲突(马丁·德比夏)、社会景观呈现的观念剖析(彼得·格兰瑟)、身份矛盾与政治困惑(乔尔·菲尔德曼&弗兰克·多林)、宁静的肖像会聚了多种可能性(英萨加诺·拉蒂夫)。

傅文俊《他心通》

杨勇《光景》

翁奋一直用矛盾、对立的方式来显示中国现代化的景观与人的迷离关系，让人遥想未知的前景，而他的新作则对城市化的现状进行视觉考察，以城市景观的异样来增加我们的城市化生存的体验；杨勇善于传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微妙之处，他的新作凸显了背影出现在夜晚中的神秘和不安，人物与环境的紧张关系历历可见；傅文俊一方面取现实的人物留影造型，意在突出地域的差异，另一方面对历史景观进行反思，置入当代，让时空的错位对话；蔡卫东则不遗余力地探讨摄影对历史的仿真、对艺术名作的再现、对语言视觉化的呈现，其要旨是揭示世界的真实与摄影的真实都值得疑问；米玉明以华丽多彩的当代生活图像的重叠、再造、变幻来显示现代人的心理感应、情绪纠结，用亮丽的色彩来反差自我存在的孤独、冷涩。

翁奋《看海》

米玉明 《冷系列之三》

德国艺术家彼得·格兰瑟用一组三联摄影凸显了当代的信仰景况。这是洛杉矶的一个现代基督教堂，其宏阔的场面直追现代盛会，其内在的含义是宗教在不断转型适应当代的节奏和需要，灵魂的意义再次得到宣扬与肯定；美国艺术家托马斯·罗斯的作品则不同于传统的摄影方式，他将视觉景象与建筑设计蓝图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富于张力和想象空间的画面，将平面的设计与三维实际空间结合为一体的时候，其意味着我们的空间意识是被塑造的，我们的景观是人工的，我们的存在是自我设计的；美国艺术家乔尔·菲尔德曼&弗兰克·多林的人物组像摄影，表面上让人以为这是雕塑作品，实际上它们是对构成这些画面中的人物身份和政治语义进行描述和阐释。英国艺术家马丁·德比夏以静悟、沉思的语言方式将我们熟知的对象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压缩了物象的物理空间，形成了多重空间、物象的平面叠合，但其中包蕴了我们的生命意识符码、我们的视觉世界，将摄影语言抽象化，但又进行了形而上的表现。英国年轻艺术家英萨加诺·拉蒂夫集中展示新一代英国人的精神状态。这组以追求幸福为名的作品，表达了作品人物对自我的想象，赞美了积极的女性意识，这是坚毅与确定的神态，没有迟疑，没有气馁。

蔡卫东《现场》

罗斯《佩斯之景第七号》

乔尔·菲尔德曼《奴隶》

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多宏观地观察世界，以示他们与世界的直接关系；国外艺术家则多了些思辨的地方，保留了与世界的相当距离。中国艺术家多了沉重的东西，国外艺术家则轻松有余，没有紧张感。中国艺术家借用摄影作为语言，让语言说话；国外艺术家相对程度上语言进行试验，不以摄影为目的(罗斯、德比夏、菲尔德曼与多林)。中国艺术家对摄影的考虑是加重其图像的厚度(翁奋、傅文俊、杨勇)，而外国艺术家则在色泽的明快中发现图像的存在含义(格兰瑟、拉蒂夫)。中国艺术家的年轻体现在对视觉的想象力上(蔡卫东、米玉明)，外国艺术家的丰富艺术经验彰显了他们的形而上传统(罗斯、德比夏)。但实际上，中国艺术家对形而上的思辨把握是融入在形象的寓言上(傅文俊对历史的并列、蔡卫东的《给予》是对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孩》的视觉思辨)，外国艺术家对图像的敏感也同样出位(格兰瑟对十字架的强调、菲尔德曼对身份象征的雕像的质询)，等等。对比与观看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家作品确实可以发现其差异性，但艺术的嗅觉和观看世界的姿态是共同的。正因为他们共同地借用摄影媒介来揭示世界的存在方式和含义，而不是简单地记录或描述，所以他们的共同性就是证实了摄影作为世界寓言的独立性和美学意义。

当“散光：2011重庆国际当代摄影邀请展”开幕之际，我们来阐述我们对国际摄影的认识时，我们可以确信地指出，摄影的现实与政治立场远远高于摄影本身。当“散光”作为一种寓言出现时，我们的心灵世界将获得自由言说的意义。